住宅的可能性与建筑学的当下性
原文于2022-01-30发表在《城市中国》
作者 | 胡之乐 郑时翔
编辑 | 宋代伦 崔国
同西方居住理念完全不同，住宅对中国人有着无可比拟的意义：刚需、户口、稳定性、发展机会、子女教育……当人们讨论起都市生活，“漂泊他乡”的孤独感往往同“还在租房住”划上等号；“站稳脚跟”的标志也常常是“在城里买了房”。也许正因对“拥有”太过在乎，人们反而对住宅内涵的精神性毫无想法——每个人过着千差万别的人生，却都住在差不多的房子里。
这一切的成因都有据可循。1998年房改后，房地产消费正式被作为拉动内需的发动机，声势浩大地运转起来。于是住宅被抽去建筑的内核，施以由内而外的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属性。
20多年的极速发展建设，让我们无暇顾及住宅本可以追求的多样性和精神属性，而用模式化的设计方式解决生产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封闭小区内，一幢幢高度相似的高层住宅楼被快速复制粘贴出来，随即立马推上市场等待抢购，“千城一面”的都市景观以极快的速率覆盖土地。
购房者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地段、户型、得房率、绿化率这些标准参数，却从未有兴趣和精力思考“家是什么”这种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市场提供什么，消费者就接受什么，并以高度一致的评价体系作为对住宅优劣的判断标准。
建筑师对此也保持缄默，他们刻意回避住宅问题，转而将设计精力投放到公共项目。因为他们意识到，对于住宅而言，已经很难有一个切入点让他们发挥专业热情——建筑学在面临房地产运行法则的时候是失语的。
历史的抉择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造成了单一性困境。中国住宅建筑能够萌芽出什么新的可能性？建筑学又能做什么？也许答案就隐含在当下的局面之中。
01. 从“土洋结合”到“98房改”
反观中国住宅建筑的发展历程，我们会赫然发现一条从混融杂糅走向单一简化的崎岖路径。
二十世纪初，旧中国的住宅建筑呈现一种传统民居与西洋样式的混合状态——传统民居发展自各地人民历史悠久的居住智慧：应对气候、本土材料；而西洋样式则缘起于西方侵略者带来的各国建筑文化，因此在租界地区洋楼繁盛、恍若异国。这种外来的“政治强加”，导致了那个历史时期的住宅混育出一种“文化叠加”。正如冯骥才所说：“从历史角度看，洋楼是西方入侵的一目了然的证据；从文化角度看，它却是本土文化一个奇异的创造。进而说，是在被动历史背景下主动的文化创造。”[1] 上海石库门、天津五大道、开平碉楼……无不是中西相融。虽然我们一致批判侵略行为，但从历史遗留物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看，当时民居建筑的丰富形式实属蔚为大观。
这种奇观被历史进程出其不意地愈演愈烈。1924年以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相继回国，他们在校期间接受了从巴黎美术学院体系（Beaux-Arts，也称布扎体系）到现代主义过渡的建筑学内容，因此他们精通西方古典建筑形式法则，也以开放的心态开始研习现代主义国际范式。[2] 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动荡时局里，这些建筑师在中国艰苦卓绝地实践当时西方的建筑学理论，并探索与传统相合之法，也造就了一些如今依然充满理论价值和历史况味的住宅建筑。
由杨廷宝设计，位于沈阳、建于1931的张氏帅府西院公寓楼，用红砖白筑的都铎风格（Tudor Style），配合具有哥特式饰趣的细部——虽是西洋样式，但经过中国建筑师修改化用，确也符合当时的审美取向；对于现代主义在住宅上的运用，最为典型的便是上海徐汇区始建于1934年的集雅公寓（Georgia Apartments）。由范文照设计，立面风格简洁，内部小户型为主，类似于如今的单身公寓——这种现代主义形式的住宅在当时绝属开创。中西建筑师的各自实践、外来和本土的激烈冲撞、新旧时代理论的转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住宅建筑设计，虽无自下而上的需求整合，也无自上而下的固定章法，但因雄心壮志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加入而更为异彩纷呈。
▲ 张氏帅府西院，杨廷宝，1931。图片来自网络
▲ 集雅公寓，范文照设计，1934。 图片来自网络
新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住宅建设统一由政府出资。借鉴苏联的住宅理论，当时的建设目标仅仅是“居者有其屋”。加上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力量放在工业生产上，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的建设在其次，因此住宅紧缺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在当时，住宅只是为了满足生存需求的最低保障。粗糙的简易楼、筒子楼是人们对建国后住宅的最初印象，楼内通常多户公用厨房、卫生间和走廊空间，以满足所谓集体主义生活的想象。
▲ 上海隆昌公寓，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初为公共租界巡捕房，解放后为公安分局职工宿舍，之后逐渐变成混杂聚居地。图片来自网络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对住宅建筑的质量和居住体验逐渐有了认识和追求。“1993年北京市优秀住宅设计”竞赛的获奖方案基本代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住宅设计理念。[3] 从获奖作品不难看出，在当时“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指导下，“三大一小一多”，即“大客厅、大厨房、大卫生间、小卧室、多储藏空间”，是住宅所追求的优秀布局形式——显然是对早年简易楼造成的居住问题的修正。一等奖“六彩方案”的设计师在项目解说中提到了采光通风、隔热保温、朝南房间、标准化定制门窗、入口私密性等设计要点。如今看来，当年这些被视为先进、现在依旧在被讨论的设计要点，几乎成了建筑学对住宅设计最后的贡献。
▲ “1993年北京市优秀住宅设计方案”一等奖，“六彩方案”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取消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改为国家、单位、个人三者负担。至此，建国以来的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进入尾声。同时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也逐步建立：推出经济适用房和优质商品房以满足不同家庭收入情况，建立住房公积金、住房信贷体系等等。[4]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让扩大内需、刺激居民住房需求成为了首要任务。于是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要求在当年下半年完全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现个人购房制，并鼓励住房金融、规范住房交易市场。[5] 规模浩大的住房改革，让中国正式开始进入商品房时代，房地产行业也逐步堆积体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改制度的准确定位拯救了当时的经济，并开启了接下来十年的高速发展。
对这轮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土地财政。1990年国家正式推出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与98房改配合，这一制度盘活了沉睡多年的城市隐形财富，地产商大量拿地建房，使地方政府“一夜暴富”。更多、更高价地产项目的建设，意味着更高的土地财政收入，也意味着更充沛的政府资金可以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展开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6] ——地产和基础设施相互加持，城市化与“推倒重建”的发展思想齐头并进，大量的房地产楼盘仿佛“一夜之间”冒了出来。
▲ Phantom Shanghai，Greg Girard，2002
21世纪初期，既非农村又非城市的景观在中国的热土上不断闪现，又在极短的时间内被高楼大厦代替，这一切的发生都快得令西方发达国家瞠目结舌。库哈斯（Rem Koolhaas）在他主编的研究珠三角地区的图文集《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中称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塑料都市主义”（plastic urbanism），他认为决绝抛弃现状所建造的是一种“没有都市性的都市情境”（urban condition free of urbanity）——人们的生活方式演变还来不及和城市环境契合。
政府求进、资本逐利。房地产的强盛态势必然要同与之匹配的建设方式结合。以往从西方移植的、精雕细磨的建筑设计策略显然承受不住这样的进度要求和成本控制。因此建筑师们惊讶地发现，建筑与资本、速度、数量媾和的结果，是建筑物的大有可为，和建筑学的无足轻重。
经过多年探索，地产商已摸索出一套成熟完整的住宅设计策略。这套模是以场地“强排”为出发点，即通过快速的总平面布局设计，测算投资回报率，为营销策划和产品定位做论证。强排的关键，在于日照和基底面积，后者又和容积率、建筑密度、层数、建筑面积等直接相关。因此这不是一种空间设计手法，也不是用户需求分析，而是单纯从法律规范和商业逻辑考虑的空间生产思路。久而久之，建筑物的产出方式就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以获得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
▲ 网络上流传的强排入门课件。图片来自网络
至于总平规划完成后的单体建筑平面布局，则更是从以往成功的项目中拿来即用，从而实现高周转。所以判断一个住宅建筑师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强排能力和出图效率，而非建筑学意义上对体量、尺度、空间的把控，更不用提探索性的空间理念和创新型的功能。
建筑学的无足轻重还体现在立面设计的来路不明。现代主义和建构理论所强调的材料真实、结构真实的设计准则在住宅设计中毫无用武之地。为了迎合大众通俗审美，这些住宅的立面往往直接提取异域风情或中式风格的建筑语汇，甚至以毫无根据的方式融合，俨然一种新世纪“折衷主义”。因而表皮与平面成了完全脱系的两个部分：平面实现户型需求；表皮的形象渲染出品质生活的图景。配合以人工景观和小区绿化，这些横空出世的“xx花园”、“xx名苑”、“xx新城”，绝不会羞赧于自己千篇一律的建筑空间，而大方地以“欧陆风情”、“山水园林”等说法作为营销概念，以区域地段、自然生态、配套设施作为议价策略，高声呼喊、催促消费者出手。
▲ 网络上流传的强排入门课件。图片来自网络
如此开发的一个衍生结果，就是住房的金融属性逐渐超越了使用属性。2019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到达到近40平米。[7] 虽然这个统计数据看似很高，其中是否分清了空置、投资的房产？显然，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无法负担住房，也有上亿人正以“房奴”的身份拼命努力。然而过分统一的市场标准和价值判断让人们别无选择——从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从二手房到新房、从小面积到大平层、从一梯多户到一梯一户……价格以让人望而却步的趋势激增，手握多套房产者坐收利润，年轻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依旧是在一二线城市新区高层板楼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火柴盒”；更有甚者认为自己在二三线城市一样买不起房，既然都是租房，就“漂”在一线城市以获得更多职业发展机会——住宅金融属性过强的一个悲剧结果，就是它无法保持作为“居所”的本来用途，而成了有产阶级积敛财富的工具。
客观地看，正是商业运行法则催生的如出一辙的住宅楼房，在效率和品质之间摸索到了一条切实可行之道，才能在21世纪初国家极速建设大潮中，为来不及应对风云变幻的百姓提供了对“家”的标准化答案，让人们在时代洪流中找到了得之不易的安定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库哈斯所提“塑料都市主义”概念内含的单纯贬义是有失偏颇的——所谓的“都市性”未必不能顶着城市建设的巨浪姗姗来迟。但可以确认的是，这个在历史上已被证明正确的答案，并不能面向未来——我们已然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太久，以至于巨大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效应让我们以为别无他法，让我们误会“家”的意义只有单一的诠释方式、叫“住宅”的建筑物只有几种样式，因此所有人只能向着一个早已被异化了的目标努力。然而这种诠释方式必然会被新时期演进出来的新问题列为无效答案：实现了大幅度物质增长后，人们的需求逐渐改变，对住宅的态度和理想也必然改变。住宅的新定义亟待被发掘，让人们从旧价值判断体系中走出来，去寻找适合自我的解答。
家本应作为个人（或家庭）个例化栖居方式的适应性存在，因此每个住宅空间都理应各有所长。大行其道的商业逻辑创造出来的住宅建筑却完全趋同，只求功绩，不见诗意，用乏味的形式符号试图劝说众人相信房产等同于资产、社会阶级、甚至“生活”本身。这就成了海德格尔说的“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的人的材料……这就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8] 与此同时，建筑师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多强调住宅的精神属性，除去一些高端的私人定制化住宅也许能因预算充沛而蕴含额外的传统建筑学意义，面向大众的商品房的本质必然是一种普世化产品。因此值得思考的不是建筑学如何在住宅设计中复魅，而是如何从因循守旧的成功模式中跳脱，转而创造多样化（variety）、高灵活度（flexibility）、高宽容度（tolerance）①的住宅产品， 去适应使用者必将展露的个性化需求。
02. 户型的偏执
中国购房者对户型有着极大的偏执。一对年轻新婚夫妻对婚房的要求，南北通透、房型中正是基本前提；动静分区、三房两卫、干湿分离、中西双厨则是判断户型好坏的标准参数；加之中国人来历已久的“风水”和传统文化考虑，也增加很多额外要求：入户门不能直接对房间、卫生间不宜连着厨房等等。
由此应运而生的“小三房”就是面向这样需求的人群。“小三房”指的是建筑面积70-90平米、紧凑地填入三个房间、但总价相对较低的户型。由于户小房多，放置家具后，行动空间非常有限。甚至有开发商为了以“大房间”作为卖点，会刻意压缩客厅开间而把面积分给房间，以至于有些户型的家具必须定制才能合适。
▲ 典型的“小三房”户型平面图。图片来自网络
高端产品中，中式合院是前几年较为流行、近些年逐渐泛滥的形式。以“复兴传统”作为依凭，合院提取了传统民居围合的结构，并配合以中部的庭院，私密性与开放性兼备，因此 受到较多追捧。但不难发现，市场上大部分合院产品的室内依旧按照“N室N厅”的传统户型思路——空间品质上同其他类型别无二致；而大肆采用“园林造景”、“宅院礼序”概念的中式庭院往往重设计、轻体验，追求“气派”而止于视觉趣味，因此不免令人易于倦怠。
▲ 杭州绿城江南里别墅，邱德光设计。摄影：杨光磊
我们可以从国人对户型的偏执中理解出某种难以扭转的定式思维：人们选购住宅时并非首先思考“我要什么”，而是要求“别的房子有的，我的房子也要有”，同时还想要照顾到可能上门的父母、亲戚、朋友，可能面对的琐碎家务、可能来自客人对房子的评价……考虑了如此多的“可能”，唯独没有照顾自己在使用房屋时本可以享受到的趣味性和丰富性。因此户型成为了判断设计优劣的集体共识，放弃了多样性带来的个性化结果，转而将寻找栖息之所的过程割裂为一条条“户型指标”，非要在每条后面打上“已符合”的对钩才能安心落意。
而对于地产行业，消费者对户型的定式思维使得开发商在进行强排和平面布局时有了来自客户的统一评判标准。因此某种意义上说，高度趋同的住宅建筑的体量和布局生成法则其实是消费者与开发商共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中唯一被束之高阁的角色便是建筑师。如上文所述，住宅建筑师的身份被异化了成一个整合各种参数的工具，而这些参数正是来自于效率、回报率、“标准”户型的条条框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建筑师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的职业价值，因为机器最擅长的便是以逻辑计算的方式整合参数，从而输出最优解——若住宅建筑师的工作内容不断被动退守到如此机械化操作的境地，那么被机器取代只是时间问题。②
这种前端市场和末端用户之间东鸣西应的现况，不免让人联想到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后现代建筑语言》中所说的“建筑学的危机”：设计的结果是某种“基于速度和效用的经验公式（proven formulae）”产生的，“是按不露面的开发者利益，为缺席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制造的，并假设这些使用者的品味一定是一些陈词滥调（cliched）”。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极度单一的形式主义和粗略大意的象征主义”。[9] 对于这种危机的反题，多或少能为我们思考如今住宅设计时产生一些参考：摆脱“经验公式”和对使用者品味的刻板印象，转而根据当下的生活情景，设计师是有可能归纳出人们当代日常活动特异性的——这些新时代需求可以被作为空间操作的出发点，引入已经僵化的户型思考中。
看似不标准的户型和房型对特定人群会具有独特的意义：只有一个或两个卧室但每个房间空间充足的小户型未必不受长期独居人士或丁克家庭青睐、大开间+多个小房间的布局适合在家办公或朋友合住的生活方式、不得已而为之的暗室可以布置成家庭影院或发烧友的听音室……惯常的户型认知可能被更先进的建筑设备和电器改变：良好的主动排气除湿系统让无窗卫生间没有那么难以接受、洗碗机和烘干机的普及让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太大的厨房和阳台用于晾晒……更具特色的空间也许能为生活带来更有活力的体验：看似无用的走廊能成为孩子绘画玩耍的天地、二层挑高的客厅能让位于房间和公共空间的人发生有趣的对话、看似面积过小的房间不妨作为个人独处或冥想的私人空间……摆脱对户型偏执的心理痼疾、不以成型的评价标准判定优劣，才能让“家”这个本就私人化的概念从当下极端的自我指涉中重获新生。
▲ 台湾22平米公寓，A Little Design, 采用夹层和可重组的家具充分利用空间。摄影：Hey！Cheese
另一方面，如今中国住宅的建设已进入存量时代，这就意味着地产商的开发速度不得不降下来，也意味着开发方式必须更为精确细致，从而营造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最简单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生产独具特色空间的户型以适应不同人群选择，打破原本的单一性规则——这或是建筑师可以重新在住宅设计中发挥能量的契机。
03. 室内装修与生活方式
与建筑立面的设计类似，人们对住宅室内装修的想法也多来自于一些体系化的标准模版。欧式、中式、日式、台式……每一个“式”字前的定语基本决定了从硬装到软装、全套的室内设计内容。市面上装修风格图集类书籍屡见不鲜，随便翻阅一本《X式室内设计风格详解》就似乎能窥探到室内设计密码的全貌。无需太了解对方，“您想要什么风格？”成为一些室内设计师面对客户的唯一问题。由于太过模板化，有的装修公司甚至可以提供“做装修，送设计” 的服务。
▲ 随处可见的装修风格介绍类书籍。图片来自网络
客户趋向于接受这种对于装修风格简单化归类的成因或许非常矛盾：很多人对室内设计潜在的创新力不信任，同时又对室内风格之于生活方式的作用心存幻想。
网络上流传着许多负面装修案例，很多户主为了避免设计“翻车”，宁肯在保险的已有风格中做简单抉择，这样至少能保证他们实现已被大众广泛接受的“X式”，而不落入不伦不类的境地；与此同时，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室内装修的风格选择能够代表主人的生活趣味、甚至营造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欧式意味着典雅，日式代表着极简，中式象征着积淀——但事实并非如此。风格所带来的表浅装饰仅仅是某种特定语汇的堆砌，日常生活的琐碎终将掩盖风格的外衣下不真实的形象。无论在整面墙壁上贴上多层石膏线装饰的欧式护墙板，还是仅仅做极简的踢脚线；无论是用大理石作为电视机背景墙，还是原木色悬浮电视柜；无论是镶木地板，还是水磨石地砖……并不会改变我们在已确定的户型内使用特定空间的方式：定义我们家庭日常活动的依旧是沙发、茶几、电视机组合的客厅，一张桌子、一套柜子的书房，以及各有一张床和一组衣柜的几个房间。
▲ 各种客厅设计参考图例，风格不同，空间一致，图片来自网络
而且略显讽刺的是，我们在经典欧式风的书房内最常使用的仅仅是一张折叠沙发床；即使躺在客厅沙发上也只是用手机浏览短视频，而非打开嵌在精致背景墙里的电视。“风格”之于室内空间的意义，同“表皮”之于住宅建筑的意义毫无区别——都是对单调的内容物的渲染和掩饰，都是悬浮在实体表面上的一层虚拟的“增强现实”：的确能带来些许感官刺激，却也别无他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装修细节和家具软装对于住宅室内并不重要，但它们更为重要的角色是配合空间本身的特征——因为真正能够参与到生活方式形成的元素，恰恰是空间。
伊东丰雄为丈夫亡故的妹妹设计的私宅——中野本町之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是一个形式非常简单的房子，用外围的U型连续的室内空间，包围着中部开放的庭院。连续的室内空间意味着生活场景的在室内不断流动变化；而当望向或者走入庭院后，沉静的纪念性空间则将活动停滞下来。这个项目的面积很小，小至每一个家具的形状和摆放、灯光的位置和角度都由设计师经过精心设计，加之建筑大面积使用白色，以及柔和曲线的墙面，所有元素都配合在一起，达成了伊东想要实现的流动感，“白色持续唤起白色，曲面一直唤起曲面”。[10]
▲ 中野本町之家，1976，伊东丰雄设计。摄影：Koji Taki, Tomio Ohashi
也许中野本町之家呈现的结果太过于实验性，因此让我们感觉它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常轨而趋于艺术化。但这个略显极端的案例展示了住宅的空间可以回应使用者精神上的渴求——如果我们能从自己真正的生活方式中归纳使用特征，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以此为基础信 息反推空间形成的策略，那么相宜的室内材质和家具得以与空间呼应，家所展现出的精神内涵就会变得可以感知。
04. 中国住宅未来的可能性结合”到“98房改”
新冠疫情的冲击加深了人们思考城市如何加强灵活性以应对突发事件；存量时代的到来迫使地产行业的开发模式从短平快转向精耕细作；“停建封闭小区”、“住房不炒”等新政策的不断涌现让人们意识到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将逐渐改变……不断更替的大环境让中国住宅更需要更着眼于现状，提出符合当下性的解法。
（1）“开放社区”与“混合使用”
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规划建设意见中提出“原则上不再建封闭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也要逐步打开”。且不讨论这个举措能够舒缓交通的作用，它确实造成了人们对小区安全性的担心。
其实，开放性社区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少见。美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中就有“混合使用”（Mixed-use Development）③的概念。《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作者简·雅各布斯就是混合使用开发的强烈支持者之一。她认为街道安全问题需要的不是严格的安保监控，而是居民和店主的贡献：当街道充满活力，人们能够发现并制止犯罪行为，犯罪活动便被预防了。④这同奥斯卡·纽曼的“防御空间”（Defensible Space）⑤理论不谋而合，二人都十分强调社区活动对于安全性的重要意义。更丰富的小型零售店和餐饮店、更多开敞或半封闭的社区活动空间、对外部开放但离居民更近的服务功能（例如图书馆、娱乐室）……这些嵌入住宅首层或插入住宅楼间的功能组块会使居民对社区产生情感寄托，并因而调动责任感，同时也会使得社区和住宅的多样性被扩充，对于住宅的评价方式随即更为多元。
MAD的百子湾公租房项目是一次对开放社区的大胆尝试。采用“开放街区”、“立体社区”的概念，将首层临街空间作为生活服务配套，引入咖啡店、便利店、餐厅、幼儿园、诊所等功能；二层利用一个环形跑道将街区连在一起，并置入健身房、游乐场、服务中心等面向社区的半公开功
▲ 百子湾公租房（燕保·百湾家园），MAD。摄影：存在建筑、田方方
开放并不意味着混乱和肮脏，而是让社区活动、商业活动、和居住生活产生符合使用习惯的连续性，用街区个性和居民的归属感而非小区围墙去定义和保护社区。
（2）公寓楼内的公共空间
通常公寓楼的设计为了获取最大收益，一定会每层都保证填入尽可能多的居住单元。 如果转变对住宅楼的想法，而在楼房中安插公共空间，会对居民生活方式注入新的可能性。例如，公共健身房和瑜伽室、设有卡座和会议室的公共办公及学习空间、进行棋牌类游戏的公共活动室等等，这些功能都是适合居民和访客在住宅楼内完成的半私密性活动。
▲ 印度浦那“未来之塔”, MVRDV。摄影：Ossip van Duivenbode
对于高密度城市而言，额外的公共空间看似 是对住房数量的浪费，实则不尽然。MVRDV在印度浦那的项目“未来之塔”是一座容纳了1068套公寓的巨型建筑。人口的压力、居民不同的身份背景是开放商一定要解决的问题。MVRDV上交的答卷是一座庞大的山形建筑，在安排完要求的单元数目后，还置入了多样性的公共功能：倾斜的屋顶提供了每层都能享受阳光的露天平台；立面上安置了一些敞开的“洞穴”，色彩鲜艳、穿透立面的同时与中部走廊相连。这些露台是邻里相聚和交流的空间，也容纳了诸如瑜伽或迷你高尔夫的活动。这种“垂直村落”式的策略解决了密度问题的同时，同时也促进了居民关系，增添了“楼内共享”的属性。
▲ “未来之塔”内对居民开放的彩色“洞穴”。 摄影：Ossip van Duivenbode
（3）反户型——室内空间的重构
居住者对新型生活方式的认知一定是从解除对户型的偏执开始。一方面，开放社区和附有公共空间的住宅楼如果提供更多的共享功能，很多活动就没有必要非在家中完成，因此房内可以留出一定的空间作为个性化的用途；另外，随着新兴的行业的不断产生、个人兴趣爱多样化，具有特殊功能的室内空间也会面临需求：专职配音工作者需要家中配备收音室、胶片摄影爱好者需要暗房、电影迷需要家庭影院、设计师需要开敞的绘图工作室和模型制作室……标准户型因其类型学上的单一性显然无法轻易实现这些功能——不同的功能对应着空间不同的尺度、比例、开放和私密程度、因此对住宅室内空间的重构能帮助我们重新获得思考住宅的原点。
万境设计（WJ Design）的合山境项目，在挑高较高的地下室内安排了一个跃层空间，二层通高的开间被作为设计工作室。同时，夹层空间设置了一个可以开合的木格栅移门，让其可以在开放和私密之间转换。除此之外，地下室中还配备了一间冲洗照片用的暗房以满足主人的摄影爱
▲ 合山境地下室空间，万境设计。摄影：张锡
西班牙建筑事务所Piano Piano Studio 2020年的室内改造设计Pelayo公寓，将原本中部的黑暗走廊替换为一个连通周围空间的八角形中部“关节”。虽然房间的规整程度有所下降，但各个空间形成了多个方向的轴线，身处不同区域的家人可以通过这个“关节”交流对话
▲ Pelayo 公寓，Piano Piano Studio, 2020。摄影：Milena Villalba
▲ Pelayo 公寓，Piano Piano Studio, 2020。摄影：Milena Villalba
（4）城市更新的新局面
存量时代的条件下，旧楼回收改造、功能替换、以及“二手房”的翻修显然会成为重要的方向。因此，我们不仅仅需要突破户型思维限制，甚至应该突破对住宅的想象：一些原非住宅的建筑，也许也能被改建成住宅。
位于美国华盛顿DC的赫克特公司厂房（Hecht Company Warehouse）是一座始建于1937年的摩登流线风格（Streamline Moderne）建筑，原本功能是汽车修理和装配。这座建筑最有特色的就是玻璃砖砌筑的立面和屋顶角落的多边形灯塔。2016年，这个建筑进行了保护性改建（Rehabilitation）⑥，成了一座零售和居住混合的公寓楼，包含了900多停车位、300个套间、超过10000平米的商用空间。[11]
▲ 左: 50年代的赫克特公司厂房，右: 改建为公寓后，外立面基本没有变化。图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开敞的一层空间被用作了物业办公室和公共空间，置入了诸如会客厅、酒吧、健身房等功能。工厂的旧零件和机械设备则被当做空间内部的装饰保留了下来。
▲ 赫克特厂房公寓公共设施。图片来自网络
套间内没有掩饰旧厂房留下的痕迹。面积最大的角落套间（corner unit）甚至还保留了旧建筑的楼梯，展示出混凝土的粗粝质感——从空间尺度和裸露的结构上来看，这甚至不像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住宅。
▲ 赫克特厂房公寓，角落套间。图片来自网络
户型方面，这个改建有很多限制。由于美国历史建筑保护规范的要求，封闭的玻璃砖立面不允许被大面积替换成开窗；更因为原本是工厂，大进深、接近1:1的平面比例难以实现非常通透的采光方式，因此一些套间的卧室不得已而采用高窗。房型从单身公寓（studio）到三房都有，但因原结构造成的诸多不便，每一个户型几乎都是独一无二，客户只能亲自去现场挑选才能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
然而因为（相比于推倒重建）低廉的造价，这幢公寓房价和租金在华盛顿市内相对很低，加之丰富的公共功能和新潮独特的设计风格，以及地处具有活力的街区，它一经 出现便受到了很多年轻人喜爱。
▲ 赫克特厂房公寓，角落套间。图片来自网络
万境设计的项目Misa Home，是一个在两座旧厂房仓库之间、轻质钢结构顶棚下“嵌入”的住宅——可以说是对城市“废弃空间”的改造。
▲ Misa Home外立面，万境设计。摄影：申强
一层作为主人施展爱好的天地：修理机车、做木工活；二层的会客厅和厨房岛台全都在同一个完全敞开的开间内；两个三层通透的天井增加了光影的丰富度。与惯常的住宅风格不同之处在于，整个房子的开敞空间要远多于封闭的空间。裸露的混凝土和金属的细部让这个房子保留了同环境融合的工业感，这也和主人使用它的方式契合。
▲ 左上：二、三层空间，右上：一层车库和木工房，左下：卧室，右下：天井，万境设计。 摄影：申强
05. 尾声：重拾建筑学的当下性
文章开篇提到，令人兴奋雀跃的大规模建设已被证明曾经正确，但如今负面效应激增。无论是否反思，高密度的都市环境早已席卷一切，批判来不及提出，宣言没时间发表。而在此时介入，企图将交由政治、经济、市场产生的“无意识的”设计法则归纳综合，并提出具有建筑学意识的“下一步”是异常困难的——中国城市有着与生俱来无法运用精英的建筑理论的特征，更何况这个理论体系是来自于西方的。
值得警惕的是，久而久之，大众开始无法信任建筑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价值。由综艺节目《梦想改造家》近期引发的争议便可见一斑：所谓的精英文化格调和广泛的通俗趣味之间的博弈早已成了当代最火热的价值观交锋——住宅这样的通俗产品显然是这种对抗的主要战地。而建筑师夹在其间腹背受敌：无论在哪一方看来，建筑师的努力都是那么无关紧要，以至于艺术家和哲学家觉得他们粗俗表浅、普罗大众觉得他们自命不凡。这也是为何在其他类型的建筑项目中可被言说的理论根据和审美情趣，在嫁接到住宅建筑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反应。因此很多建筑师宁肯设计独树一帜的售楼中心，也不设计雷同一律的住宅楼房。
这样困境的产生，归根究底是因为住宅问题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仍是民生问题，企图用设计策略解决不免捉襟见肘。但这并不意味着设计毫无作用可言：在大方向确定、决策落实、实体化的过程开始以后，设计师必须以专业的态度，在给出的条件下探索最优答案，并且应该自信这些答案能够为人们的住宅理念提供新的观法——建筑师们应笃信设计对于住宅而言依然有意义，即使这个意义的重建过程极其漫长。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这样极速发展的国家，一直强调自身文化属性的建筑学正在和政治、经济、市场相互缠绕纠葛着走向前路不明的模糊方向。而建筑师们也许只有先走入这重迷雾，并以此深刻自观、反思自己的职业，才可能达到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性——与其滔滔不绝地向圈外劝导如何摆脱西方影响、如何复兴历史传统、如何唤起大众审美，不如先思考建筑学如何同中国当代文化重新实现内在关联更为实际有效——如果住宅需要更加关注未来的可能性，那么建筑学就需要更加关注切实的当下性。
[ 注释 ]
① 取自HOK建筑公司编写的一本名为《寻找问题》（Problem Seeking）的小书。该书侧重讲述如何在项目初期设定工作范围、确定设计方向。“多样化（variety）、高灵活度（flexibility）、高宽容度（tolerance）”是书中总结的初步设计的要点，此处化用到对住宅空间设计的建议。其中“多样化”是指种类繁多，“灵活度”是指功能性改变的难易度，“宽容度”是指对于发生（数量、尺度等）改变的可容纳程度。
② 市面上已经出现了诸如小库（xkool）等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建筑体量生成、平面布局、估值分析服务的软件。
③ “混合使用”（mixed-use）是一种城市发展策略，把多种建筑功能（如住宅、商业、文化、娱乐）融入到同一个空间，将它们在物理和功能上同时进行整合。混合使用的概念可以应用于单体建筑或更大范围的区域规划，甚至可以发展到城市规划的尺度。
④ 简·雅各布斯（Jean Jacobs）的主要观点是，导致城市混乱和不稳定的成因是一刀切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产生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副作用，令较为落后街区的居民失去属于他们的家园，因而被“驱逐”到了更加落后的地区。“混合使用”将所有人融合到一起去，让人们产生对社区的责任感，因此防止了城市凋萎（Urban Blight）的不良后果。
⑤ 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在1972年提出的“防御空间”理论，主要观点是住户的领地意识（territoriality）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对于减少犯罪行为发生最为有效。其他要点包括自然监视（Natural surveillance，居民能够较为容易地观察住宅周围在发生的事），印象（Image，在住宅及周围设置产生安全感的象征性要素），周围环境（Milieu，可能影响安全性的周边特征，例如靠近警察局或繁忙的商业区）和安全的毗连区（Safe Adjoining Areas，提高周围区域的安全设计标准）。直至今日，美国的住房设计仍受防御空间理论的影响，它也启发了“犯罪预防环境设计”（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即CPTED）的学说。
⑥ 保护性改建（Rehabilitation）是美国历史建筑保护规范下的一种翻修形式。对于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保护性改建在保留和限制性修复建筑立面、结构的前提下，对（已被弃用的）内部功能进行替换。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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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伊东丰雄. 伊东丰雄建筑论文选：衍生的秩序. 译: 谢宗哲. 田园城市出版社. 2008-03-13
[ 作者信息 ]
胡之乐, WJ STUDIO万境设计创始人/设计总监，PRO-LAB发起人
郑时翔 (Andy Zheng), ZIO Architects 创始人/首席建筑师，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